岳平指出，目前除了美国和少数欧洲发达国家有针对跨国商业贿赂的专门立法外，大部分国家的相关立法都是空白的。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规制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但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对商业贿赂中贿赂行为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异，内容上也不够严厉。

　　岳平还表示，根据对美国执法机构追究违法公司高管个人责任案件数量的统计，涉嫌违反《反海外腐败法》而被追究个人责任的比例居高不下，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可能有利于打击和震慑海外贿赂行为。

　　同时，SEC会披露相关企业行贿细节。对此，岳平指出，《反海外腐败法》从刑事制裁联手民事罚款，以及多种可能附加的制裁措施，都使得企业的违规成本非常高，必将对其形成相对大的心理压力。在此背景下，允许缴纳巨额罚金采取和解，保证该法案真正产生打击和预防贿赂的效果，实现教育的政策目标，处理手段较为灵活。她表示，《反海外腐败法》颁布实施38年以来，极少数案件被提交至法院以法院判决，大多数案件都是通过签订DPAs?或?NPAs?达成和解。

　　“与美国FCPA活跃积极的执法态势不同，国内对外国企业在华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往往反应较慢，且重视程度不足，因此，海外指控很少在国内引起连锁反应。”岳平建议，我国应及时针对刑法等法律中对商业贿赂行为规定的不完善之处进行修正，比如借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对行贿罪和受贿罪一视同仁的做法，从源头上惩治行贿之风。在犯罪学上，行贿和受贿是对合关系，当前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规定的范围明显偏窄，应当将行贿罪和受贿罪一视同仁，设计相对应的法定刑，通过惩治源头来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