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柏拉图从创世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人体构造的自然秩序和疾病肇端的反自然性。从身心创构的和谐比例到疾病生发的平衡错乱，再到医疗和养生(生活方式)的恢复自然，柏拉图对可朽人类的叙述可谓全面至极。可以看出，人的灵魂堕落作为一种恶，在柏拉图那里获得了宇宙论的正当性，因为它是完成宇宙大全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对柏氏而言，“恶不仅必要”，而且“看上去既美又好”[2]58-59，正是由于恶的在场，宇宙的大全才变得更加优美和谐，富有等级秩序。因是之故，柏拉图在讲完人之堕落和三类更为低下动物的创生之后，他强调指出：我们所创制的宇宙包含一切有朽、不朽之物，它完美无缺，是可感的神，在完善和完美方面无与伦比，绝无仅有。对于人类中心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现代人而言，柏拉图天人关系视角的人学理解让人耳目一新，它基于整全的宇宙论视角，具有天人合一、善序优先的宏大视角，让技术时代渐趋迷离的现代人，对于如何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警示参照意义。

5 柏拉图医药养生观的当代启示

毋庸置疑，当下国内的医患关系极其紧张，这种紧张，一方面表现在医暴事件屡屡发生：医护群体成为高危人群，为了防止可能对医护人员造成的人身伤害，南宁市某医院设立了“安检通道”，对患者是否携带管制刀具严加排查，成都市某著名三甲医院成立了装备精良的“保安队”来戒防医闹、保护医生。曾几何时，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白衣天使竟成为贫弱患者的攻击对象，本应尊敬—体恤的医患之间竟形同敌我、兵戎相见，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怪胎。古人尚知洪水宜疏不宜堵的道理，我们高智商群体的医疗机构竟如此简单粗暴，以治标不治本的安保方略来处置医患矛盾。这直接导致了(另一方面)病患一方愈加恶劣的现实处境：在付出了高额消费的代价之后，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想要的医疗救治或排疑解惑，反而受到医护人员充满戒心的“审慎”对待，甚至变成了潜在的攻击者，这无疑会让患者愈加愤懑和充满无助。那么，从柏拉图视角出发，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医患关系的症结所在？换言之，柏氏的医药养生观对如此纠结的现代人究竟有何启示？

然而，这种从古人那里求取现代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做法其实不得要领，因为，哲学是处理整全问题的玄思静观，对现实具体问题的解决乃是政府部门或具体科学的事儿：它们手握重权或占领话语至高点。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政府部门或具体科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如上述的堵而非疏的安保方略，非但无助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反而让医患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更为激进的敌我矛盾：试问，安检或安保岂能化解患者的怨愤和敌意，换言之，说服而非恐吓，疏解而非防堵才是处理医患关系的上策。从这个角度说，柏拉图的医药养生观非常有助于调教现代人的心性品质，从根子上看清现代变形了的医患关系的症结之所在。具体而言，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拨云见日，有助于正确认识医患关系的本质。从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医护人员与患者的关系出现异常。然而，从深层来看，医暴事件的受害者是医生，更是患者。为何一个事件的相关双方都成了受害者？是什么导致医患之间的关系发生扭曲？从本质上讲，是医疗改革过于市场化的结果。医院失去了政府的扶持，成为市场中的逐利者，那么，医生作为医院逐利的急先锋，便冲在了前线。为了更多的盈利，他们不得不超额接诊各类患者，安排他们去做各类仪器检测和检查，开各种能让医院盈利的药品，完成医院安排的各种考核指标。与之相对，患者则成了医院的待宰羔羊，他们为病患所困，迫于无奈来到医院，“享受”着自己掏钱盖起来的门诊大楼、住院病房和仪器检查，却无法实现自己寻医问诊药到病除的初始目标，这让他们有种难以言说的屈辱感和被欺骗感。在庞大的医疗体系中，他们找不到伤害他们的直接敌人，便将目光锁定在同样弱势的医护人员身上，向他们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平。可以看出，医患关系在深层根源上，是消费主义、市场化宰制下医疗观念发生畸形的某种结果。在消费和资本的罗网中，医生不再是依凭专业知识和经验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而是成了为医疗官僚系统收回成本、发展壮大的马前卒，成了盘剥患者的医疗终端和践行者，因而也成了患者发泄怨愤和不平的直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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