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医药专利保护和公众健康之间存在的尖锐冲突，使许多生命却因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而不断消逝。专利制度与公众健康的冲突，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国际社会为协调两者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TRIPs协议》对医药专利与公众健康冲突的协调

《TRIPsTRIPs协议》关于医药专利的规范

《TRIPs协议》对全球贸易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医药专利保护的法律基础。《TRIPs协议》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各成员国制定的国内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不能低于《TRIPs协议》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了专利保护最低年限为20年。

虽然《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了严格的条款，但这并不是其唯一的价值取向，其也考虑到了公众健康。第一，《TRIPs协议》第八条基于公益目的规定了公共利益原则，即各成员国可以采取修改本国法律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公众健康，只要其措施不违背本协议的规定。这是《TRIPs协议》的总条款和基本原则规定。第二，《TRIPs协议》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各成员可拒绝对某些发明授予专利权，如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或道德（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避免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而在其领土内阻止对这些发明的商业利用，只要这种排除并非仅由于该成员的域内法律禁止该发明的使用。该规定可以解释为在人类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对某些医药不授予专利，且具有成员间地区性而非成员国域内性的法律可以阻却影响人类健康等的专利的商业利用。第三，《TRIPs协议》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成员国对于人或动物的诊断、治疗方法及外科手术方法可不授予专利。此举方便了患者及时接受医生的治疗，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生命健康权。第四，《TRIPs协议》还在第三十条允许各成员对专利权人的独占权进行例外限制。尽管还规定不能与专利的正常使用相矛盾，也不得损害专利权人的正当权益，但还是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有可使用空间。

《TRIPs协议》第三十一条对专利强制许可进行了规范。尽管条款中并没有出现“强制措施”的表述，但是该条文依旧为强制许可留下了可采用的空间。强制许可制度可以应对公众健康危机等特殊情况，使得专利权人有所顾虑而不敢抬高药价，有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医药的可获得性。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针对这一条文如何解释存在较大的歧义。例如，紧急状态或有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形的释义。

事实上，这些条款没有明确指出公众健康与专利保护的关系，且这些条文规定不清，在实践中运用困难，虽然难以有效解决解决药品专利权与公众健康权的矛盾，但为解决两者的冲突的国际谈判也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保障公共健康的努力——《多哈宣言》

鉴于《TRIPs协议》协议的不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磋商、妥协让步，最终于2001年11月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提出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不应忽视公众健康的观点，建立了WTO各成员国解释《TRIPs协议》的若干条款的共识，允许成员采用弹性规定，包括以《TRIPs协议》的宗旨和原则加以解释、强制许可、定义国家紧急危难、自行建立权利耗尽原则的法律框架等。这些法律措施均为WTO成员在《多哈宣言》下得以实施，也是《TRIPs协议》在处理医药专利保护与保障公众健康的矛盾问题的一大进步，有助于建立可用以解释《TRIPs协议》的后续实践。

《多哈宣言》的进步性在于确立了公众健康权优先于私人财产权，且为公众健康的实施提供了合法基础。在条文中明确承认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通过第四条规定明确了医药专利保护不应阻却公众健康的实现。同意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TRIPs协议》的规定以实现公共健康、获得药品的目的。同时，它也没有忽略最不发达国家，给予了其一些特殊的规定，如延长期限。《多哈宣言》充分考虑了公众的健康安全，实现了权利与义务上的相对平衡，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多哈宣言》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多哈宣言》没有改变《TRIPs协议》关于医药专利保护的性质，其中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义务依旧存在。第二，强制许可的限制性条款太多，且只能用于本国市场，无制药能力的国家不能使用平行进口来获取药品。第三，《多哈宜言》第七条规定的延长过渡期的条款只有最不发达国家享有，而面临公共健康危机的国家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此外就算有过渡期的规定，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药能力严重欠缺，即使给了他们制作方法也无法变成有效的药品，这些国家的实现公众健康之路依旧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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