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事会决议》和《TRIPsTRIPs协议》的修订

为了彻底解决医药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保障的冲突问题，WTO总理事会于2003年又一致通过了《总理事会决议》，是对《多哈宣言》未尽之处的完善。首先，明确规定WTO成员在面临公众健康问题时可以颁布强制许可，以生产急需的专利医药，还可以将强制许可生产的药品出口到正面临公众健康危机且缺乏药品的国家。其次，进口方和出口方都应将强制许可告知总理事会，且在专门的网页履行告知义务。最后，对于强制许可中权益受损的专利权人进行合理补偿，此项义务由出口方履行。此外，还对如何评估制药能力欠缺问题作出回应，即最不发达国家或者拥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但是自身生产能力无法满足需求且提出主张的国家。对于缺乏或者没有制药能力的这些国家，适当延长过渡期，并且允许他们从他国进口药品，来解决自身的公众健康问题。

此后2005年WTO对《TRIPs协议》进行修订，将《总理事会决议》的内容写入《TRIPs协议》的正式条款中。它标志着世界各国对公众健康问题的普遍重视，平衡了医药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问题的关系，有利于保障全球公众健康安全。

国际社会应对医药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冲突的途径

为了协调医药专利与公众健康的冲突问题，且遵循《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WTO各成员依据本国实践，经历了多轮谈判，取得了累累硕果，初步探索出了应对医药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冲突的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七种具体解决途径：

运用《TRIPsTRIPs协议》的弹性条款

首先，《TRIPs协议》在条文中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创设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框架，是协议解释和实施的重要根据。要充分利用它，对具体的条文和措施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和运用。在公众健康危机发生时，成员方利用基本目标和原则来反驳过高的专利权保护，兼顾法和理，不违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精神。其次，充分运用《TRIPs协议》《多哈宣言》和《总理事会决议》等文件，特别是包含《总理事会决议》内容的修订版《TRIPs协议》，对其进行有利于己方的解释，维护本国的利益。如《多哈宣言》中的强制许可的具体理由、紧急危难的构成条件等，虽然规定模糊，但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合理利用这些条款，也可以达到满足药品可及性，解决公众健康的目的。因此，在本国利益被他国无理侵犯的时候，要积极在WTO机制下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最后，对于过渡期的规定，最不发达国家要积极利用起来，2013年WTO再次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过渡期延长到2021年7月1日。尽管还有两年时间，依然要利用好这个空档期积极寻求解决之道，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印度无疑是《TRIPs协议》运用最娴熟的国家之一。印度有着接近1/3的人口生活贫困，大部分在农村，教育水平低且有更高的患病率，其公众健康问题十分突出。不仅如此，“印度的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只占GDP的0.9%，占卫生总费用的17.9%。”①那力，景明浩.印度“格列卫案”判决：解决知识产权及公共健康问题的新路径［J］.河北法学，2014，32（12）：19-25.其民众需要负担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种种原因使得印度格外重视公众健康。其2005年之前处于过渡期，不需要对医药产品进行专利保护。在2005年修改的专利法中规定，医药产品授予专利，药效需要显著提高30%。这对于跨国制药企业来说，专利长青的策略受到严重抵抗。在与诺华的“格列卫案”中，诺华公司认为印度《专利法》模糊不清，对自己的专利权造成了损害，与印度宪法和《TRIPs协议》相违背。印度最高法院基于国内公众健康问题严重，考虑到自身制药产业比较依赖仿制药，将《TRIPs协议》融入本国《专利法》中，合理运用例外条款，拒绝了诺华公司的诉求。此案对于其他遭受公众健康危机的国家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实施医药专利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对权利人的知识产权进行适当限制，以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而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专利的强制许可得到了WTO的肯定，其合法性基础是《TRIPs协议》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该条款使得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更具可操作性，有利于解决在医药领域生产能力不足或者欠缺的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专利强制许可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在TRIPs生效后，南非率先颁布了医药专利强制许可令，此后接连有发展中国家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就连诸如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面临本国公众健康危机时，如在“炭疽热”事件中，也曾利用过专利强制许可。美国和加拿大运用强制许可，以迫使德国拜耳公司降低医药价格，维护公众健康。尽管美国只是将其作为工具震慑拜耳公司，但是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强制许可制度的作用还是蛮大的。“最近几年，包括泰国、巴西、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南非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启动强制许可，迫使外国制药厂降低药物价格。”②李瑶.专利强制许可谨慎地平衡［N］.医药经济报，2012-05-04（004）.大部分签发的强制许可都与治疗艾滋病有关，有效地防治了艾滋病。以泰国为例，泰国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在美国的贸易制裁和政治压迫双重压力下，毅然对急需的药品实施强制许可，大幅度降低了国内的抗癌医药的价格，使得患者可以享受价格优惠的抗癌药。泰国实施强制许可的努力和实践，对于其他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泰国的影响下，巴西也开始颁布医药强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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