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其可以强制实施药品专利，而且在于它的威慑力。医药专利强制许可的存在，使得制药公司头上始终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增加了面临公众健康危机的国家的谈判筹码，对于确保民众获得便宜的药品，解决公众健康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利用医药的平行进口

平行进口的理论基础是权利穷竭原则，它是指虽然专利持有人对其专利产品享有专有权，但是一旦经专利权人应允且从首次销售或者分销中得益，就不再拥有控制该产品使用或者再次销售的权利，也就是他的权利“穷竭”或者“用尽”了。平行进口有利于医药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冲突问题的解决。因为对于同一种医药，跨国公司往往在不同的地区的定价不同，所以可以从售价低的国家进口医药来使更多的患者得到该药品，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不仅不会损害专利权人获得其专利产品的酬劳，而且有利于进口国缓解公众健康危机。知识产权权利穷竭原则并未规定在《TRIPs协议》的章程中，这是希望各成员根据本国需要自行制定权利用尽规则。以瑞典为例，实施医药专利平行进口后，其国民医药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从10.29%减为5.51%。因此，医药专利平行进口降低了药品价格，增强了药品可及性，对于保障公众健康意义重大。

使用“BolarBolar例外”条款

“Bolar例外”规则始于美国的“Bolar公司与罗氏公司的专利侵权案”。Bolar公司在罗氏公司的安眠药盐酸氟西泮专利未到期前购入了药品进行研究，以便尽早上市该药品，被罗氏公司发现并起诉，Bolar公司最终被判侵权，但是美国法院也注意到如果等专利到期再去进行仿制相关试验，将会给予专利权人更多年限的垄断权。基于此，美国国会修改了《专利法》，认为在专利期限内为提供行政审批而对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进行试验研究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这个规则的确定，对于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重大。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热销的医药专利保护期届满，全球的非专利药成为推动全球医药市场增长的主要力量。美国之后，德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国家陆续认可该规则。它有利于普通药品更快地进入医药领域，有效降低了医药价格，确保了民众对药品的需求。

推动《TRIPsTRIPs协议》修订

尽管《TRIPs协议》的2005年的修订已经考虑了公众健康问题，但是由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依旧没能有效解决廉价医药取得问题，尚不能完全有效的解决医药专利与公众健康冲突问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公众健康问题多发的国家应该联合促进《TRIPs协议》的修改，以实现对保障公众健康条款的可操作性。除此之外，各国还可将自己在贸易中应对医药专利保护和公众健康冲突的成功实践转化为法律，并形成双边或者多边规则，最终将其加入《TRIPs协议》的修正案中，以此更好地保障公众健康问题。如印度专利法中对医药专利授予要求药效提高30%。此项规定严于《TRIPs协议》，但可以有效防止专利权人想利用微小的改变就达到“专利长青”的目的，有利于专利医药进入公共领域，使民众可以获得更好的廉价医药。

规范医药价格

医药价格是影响民众取得药品的重要因素之一，将医药价格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不仅有利于保障民众的药品取得，而且保证了制药公司的专有权，还不损害其研发的积极性。加拿大是少有的在《专利法》中规定健康政策的国家，控制医药价格的规定就包括在其专利法中，是专利法的重点之一。加拿大专利药物价格审查委员会综合考虑工业物价指数，审查医药价格的走向，确保合理的医药价格。再加上加拿大民众收入较高，对医药有一定的负担能力，确保了民众的医药可获得性。同时，加拿大采取了许多优惠的措施来激励制药企业的投资，力求医药专利保护与控制医药价格的平衡。

技术转让与技术援助

非洲、拉美等地区公众健康问题严重，最主要的原因是欠缺医药研发能力。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援助帮助其提升医药科研能力，进而发展其医药产业是最有利于解决公众健康问题的方式。发达国家理应通过技术转让和援助等方式来帮助制药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医药产业，共同抵御全球公众健康问题，这也是《TRIPs协议》和《总理事会决议》规定的义务。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全球的交流日益频繁，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地区的公众健康问题，可能会引发全球的公众健康危机。因此，只有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制药能力，提高其医疗研究水平，才能保障全球的公众健康安全。印度早在2009年就开始援建非洲医药事业发展，利用互联网和非洲国家分享其医药发展成果，提供远程专家医疗服务，帮助其建立医药科技基础。国际社会应该积极行动起来，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要主动向发达国家求助，制定保障公众健康的政策，与跨国制药企业合作，建立本国医药产业并且开发医药产品，保证本国民众能获得可承受的廉价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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